一瓶18块钱的药，可以卖到145元。

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医药系统中，高价药、天价药始终是一个令人不满的问题。

而且，人们没有办法躲开这些高价药的定向狙击，只要你在医院买药、治疗，就只能接受价格高昂的药品。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年，屡屡爆出的药企行贿、医药代表给医生回扣的新闻，或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近期，最高法、国家医保局、中纪委相继发文，部署对医药领域贿赂的清除行动。序幕拉开，裂缝里的真相陆续显露了出来。

医药贿赂，这个在中国医疗系统暗处存活多年的链条，也正被清洗式打击。

深水炸弹，最先摧毁的，是神秘而有钱的医药代表。

给我钱，你的设备就能进医院

2014年11月，广州白云机场，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柴多，从青海文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手中接过一个水果箱。

箱子里装了一些茶叶和土特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礼物则是30万元人民币现金。

双方情投意合，所以交接仪式很顺利。拿着水果箱，柴多登上飞机，从广州飞回西宁。

4年之后，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于2018年开始采购医疗设备，文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代理的西门子牙椅顺利中标。

杨华于2017年11月1日挂靠在江西春讯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6月25日，西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和江西春讯商贸签订了638.88万元的设备购买合同。

30万换来638万的合同，这笔买卖，在杨华看来，很划算。

而柴多院长，则早已习惯这样的日子。

2006年，他还在西宁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时，同时还担任中古友好医院的董事长，青海信友公司找到他，想给医院眼科提供眼药，并且还将5%的眼药利润给柴多当提成。于是，柴多给药剂科打招呼，随后，信友公司顺利中标。而柴多获得的回报，除了5%的利润提成，还在自己买房子时让信友公司出了15万——直接打给开发商。

这样的操作手法，在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药物采购过程中，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柴多院长的受贿之路，直到2019年才被发现，今年8月2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刑事判决书显示，柴多受贿八起，总金额超过人民币562万元。

这还只是在西宁这一个城市，一个人的受贿经历。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达到了99万多个。其中，截至2017年末的数据显示，全国公立医院有12297个，民营医院有18759个。

这里面，有多少个柴多？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9年10月，医药领域被查处的行贿、受贿案件高达3113件，2013年以来尤为高发，相关案件超3000件。

另一起案件中，王建民在2005年至2019年担任四川省眉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眉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采购GE医疗超声设备时，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41万余元。最终王建民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在今年1月披露的黄石市普爱医院副院长王芳受贿案中，西门子武汉分公司销售总监仇某就给王院长送了20万元，以答谢她在采收设备时的帮助。

西门子，是中国医药行业行贿者中不可忽略的一员。

2001~2007年期间，西门子医疗集团共向中国5家医院行贿共计1440万元。2015年，西门子因涉嫌贿赂医院使用高价医疗产品而遭调查，涉案医院多达1000家。

更多的黑色交易，隐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有的学术交流会就像聚众行贿

医院是一个提供药物的重要渠道，许多处方药只有医院或是医疗机构的医生开出处方后才能买到。

而医院的药又是从哪里来呢？

答案很简单，买来的。

与病人买药不同的是，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创收——不仅靠出售赚差价，采购药物、治疗设备等物资后，厂家和经销商往往会给医院或者医疗机构高额返利。

通常，卖药给医院的人叫做医药代表，外界将之称为药代。

这是一个从未走到台前来的正规职业，业内估计全国至少有300万从业者。他们知识结构差别很大，从大字不识几个到医学硕士、博士都有；他们工作内容也不完全一样，从运货批发到医学学术交流；他们身份复杂，有的是外企白领，有的只是个体户。

药代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跨国药企的医药代表，他们直营比较多。另一种是国产药企的医药代表，众多代理商层层叠叠。

医药代表是国外带过来的。

外企的直营人员是国内最早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医药代表”。他们以从事学术推广为主，让医生了解药物的功效和优势，希望医生在开药时多考虑其代理的药物。外企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往往是医学部、市场部、销售部一起出动，从院长到科室医生多方位推广。

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4年曝光的葛兰素史克行贿案。当时，公安部通报显示，葛兰素史克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最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出了30亿人民币的天价罚单。

葛兰素史克旗下的明星药品贺普丁，就是这种“交易”下的筹码。在中国，贺普丁的出厂价是142元人民币，但是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也不到30元。与韩国相比，中国的出厂价是6.8倍。

秘密就在于，葛兰素史克将其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

目的，就是为了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事实上，药企的利益链实际上就是销售链加上贿赂链。

曾经在湖南一家市级医院的肝病中心任副主任医师的李洋就是贿赂对象。

从2012年3月起，GSKCI为刺激贺普丁的销量，每开出一盒给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组（给一名新病人开贺普丁）给他100元。他每月可以开出150到200盒。仅提成能拿3000到4000元。

重复一遍，这只是一种药品而已。

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之外，有医生也需要希望提高自己的业内名声。这时，学术会议的作用就体现出来。

学术推广即公司通过学术推广会议或学术研讨会，宣传介绍产品。医药企业请医生、主任、院长等去参加学术会议，讲讲课，然后旅游几天，台面上就是正常的学术会议，也算是学术营销。

一般来说，无论是哪里的医生都需要进行充分了解药品的特点，所以一些学术分享和研讨等会议是必要的。钟南山院士也曾说：“药企资助学术会议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医学水平的提高也是需要交流的，不可能闭关自守。”

但他指的是常规的学术推广。一些不那么光彩的学术推广会，则往往还会给医生一些“讲课费”，免费旅游的好处，成本都有药企买单。

总之，认钱就给钱，认学术就给学术机会。总有一种办法，能让医生乖乖听话。

一个庞大的贿赂链

这种方式真正被发扬光大，则是在国内药企手中。

医药代表更多的日常工作，则是为医生做好服务。有些药企给医药代表的要求就是，每天必须和医生见三次面。

药代甚至能做到早上给医生带早餐，晚上等下班了送医生回家。而在药代江湖上，药代往往会看作是医生、主任、院长们的贴身保姆。

医生有什么业余爱好、孩子在哪读书、老人有什么慢性病……这些医药代表们都一清二楚。而他们甚至还会上门搞卫生，放学接孩子，半夜赶到医生的饭局上只为他们买单……

他们工作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医生把自己代理的药品写在处方单上。

在某种程度上，药代是医生们的金主，也是移动钱包，甚至可能是免费保姆。因此，医生圈子里常常有对医药代表的鄙视传统。

医生拿钱，医院也不能免俗。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曾刊发对医药代表的采访，提及其一般给医生的回扣是10%-30%，抗生素类的药物给的更多，能到30%-50%。

而统计医生药物使用量的办法，被称“统方”，这是医药代表完成并提升药品销量的必要环节。

所谓“统方”，是医药代表（药厂推广人员或自然人）统计某种药品所对应的医生处方量以准确计算单个医生的药品回扣金额，统方渠道则通过医院药房、信息科来建立，由信息科从系统直接导出最为便捷。

这份“统方”，记录的正是药企、医药代表、医院、医生，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定期出具统方的目的，则是为了准确、及时地汇总、兑现医生药品回扣。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继续处方他家的药品，否则会面临被医生“停药”或被其他药品（兑现及时或回扣更大）替代的风险。

回扣也不一定是给开药的医生，每个医院和科室的管理制度不同。有的是给科主任，科主任再进行分配，有的是给医生本人。

因此，医药贿赂、返利、回扣等等，本质上是一种里应外合的共谋。而药价贵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把医院当做生意来做。

不夸张地说，大部分和生意相关的都有回扣。

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至2019年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给予或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其中频率最高的企业三年涉案20多起，单起案件回扣金额超过2000万元。

今年9月7日，一张匿名“举报信”贴在了山西临汾市人民医院的墙上，信中直指有医生收受某企业回扣。不仅指名道姓，甚至列出了2020年以来一款药物在科室的“统方”。

外界还没能知道这份“统方”的来源，9月16日，国家医保局便发布了《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业界俗称的“行业黑名单制度”正式启动。

一场针对药企与医院行贿链条的狙击战，似乎已经打响了。

（文中杨华、李洋为化名）

出处：头条号 @金角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