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坐冷板凳到站上C位，从被轻视到受重视——2020年新冠疫情、2003年非典疫情，两场疫情，改变了一个学科和一个群体的命运。

疫情初期，武汉等地密集暴发的院内感染事件，助推了疫情的扩散。据健康界不完全统计，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的这18个月以来，全国有不下10家医院发生过医院内部医务人员、患者、陪护等感染事件。

德尔塔变异株出现以来，疫情防控形势更为复杂。「从全国各地发生的疫情来看，一旦发生院内感染事件，将会是‘一失万无’。」嘉兴市第一医院感控与公共卫生部主任陆锦琪分析。

在此背景下，多位医院感控科人员对健康界表示：「工作开展中，明显更加有‘底气’了。」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下称「常州二院」）感染管理科科长杨乐说，以往，感控科要求临床科室领用洗手液、速干手消毒剂、干手纸等消耗品，会和科主任、护士长费半天口舌，疫情后，这事很少再发生。

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还会持续。9月24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发微博预测，「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每个城市今后都会发生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土疫情。」这意味着，感控工作的这根弦，不能松懈。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和最大的医疗服务量，这让医院感染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有资料显示，中国医院感染发病率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病率约为美国的5倍。

得益于2003年非典之后的强化建设，感控专业正在「补上历史欠账」。

人才，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命脉。然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告诉健康界，从二、三级医院的组织管理和专业人员的队伍建设来看，仍暴露出综合能力方面的不足。

以往发生院感事件后，「落实基础感控制度」总是被再三重申。如今，国家逐渐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感控专业建设、人员配备与培养，才能从核心环节上堵住院感事件漏洞。

8月2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控人员配备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感控工作，并对感控人员配备形式、数量、专业结构、薪酬待遇等提出要求。

这让不少感控工作者感觉「春天来了」。

然而，当前感控人才成长之路上，还有不少瓶颈有待突破：院感专职人员没有独立的职称晋升途径、绩效总收入与职业获得感匹配度低......

人手不足、结构不合理

一开始源于偶然，却成了胡必杰终身的事业。

胡必杰和感控专业结缘于1986年的一场培训班——中丹培训。当时全国有16家医院选派医护人员参加，每个医院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胡必杰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当时正在攻读研究生，研究肺部感染。

这场培训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医院感染管理人员，班上仅有的两位研究生李六亿和胡必杰，后来分别当选为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成为我国感控界的领军人物。该年，原卫生部组织成立医院感染监控研究协调小组，组建由上述参加培训的机构组成的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网。因此，1986年被称为中国感控的「元年」。

这是一条艰辛而孤独的道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因为胡必杰深知这项工作意义非凡——感控涉及医院的各个隐秘角落，蕴含在诊疗中的每一个环节，看似琐碎平常，却与患者的生命安危息息相关。

感控部门具有「管理」和「业务」双重职能，需要感控人员既能开展多部门协作和业务指导，又具有足够的技术性。然而，现实是，胡必杰一直感慨于中国的感控理念落后、感控人手不足、感控人员缺乏专业训练。

他说，中国感控学科刚起步的时候，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很多医院就安排消毒隔离的护士管理这项工作。

「护士虽然擅长消毒隔离，然而对于各种感染性疾病及其病原体的特点，以及抗生素的使用等，存在一定知识短板，也使得中国感控事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缺陷。」他说。

美国有研究显示，必须是医生和护士联合起来才能管得好感控。于是，中国医院感控工作也开始引入医生。

杨乐介绍，常州二院是1991年成立感染管理科（二级科室），隶属于预防保健科，科长由预防保健科科长兼任，并设副科长负责感染管理工作。1998年，感染管理科由二级科室升格为一级职能科室，正式独立。

造成15名患儿死亡的1993年沈阳市妇婴医院新生儿感染暴发事件、造成166例感染的1998年深圳妇儿医院感染暴发事件……一桩桩教训震动业界，直到非典暴发，感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感控专业迎来一次「大洗礼」。

杨乐医生是在非典过后第三年——2006年被「吸纳」进感控队伍的。当年，他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临床专业。

也是在那一年，2006年，原国家卫生部颁布了《医院感染管理办法》，要求住院床位数在100张以上的医院，应当设立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和独立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

感控科虽然「另起炉灶」了，但是缺人的状态一直存在。

2011年，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的董宏亮，在参加完西安市第九医院的入职体检没几天，医院的人事科就让他提前去单位报到，因为「当时的感控科太缺人了」。

后来他才知道，主任申请了三年，才得以获批这个岗位的编制。当时科里一位同志快要休产假，科里就将只剩一个人，所以主任极力要求他提前入职。

先天不足：只能靠碎片化学习

起初，他们都是跛脚走路。高等院校里没有医院感染这个独立专业，让进这个行当的人员短缺，而且先天不足：缺失系统化教育。

陆锦琪介绍，感控科新招聘的人员，以预防医学、护理学、临床医学为背景的为主。然而感控专业人员不仅要懂这些，还要懂微生物学、流行病学、消毒学、管理学、建筑学等。

然而，大多数感控人员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学习，几乎都是自主的摸索、积累，「培养需要漫长的时间」。

「入职时，对于院感科的工作范围和职责等概念是模糊的。」刘佳雯说，她是预防医学专业毕业，于2016年入职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感控科。入职时，看到墙上挂着感染管理科的工作职责，她一头雾水，「那些字我都认识，但是没办法切身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5年以来，刘佳雯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南规范；到各个临床科室，了解临床的操作、规程、流程情况；参加学术会议...她告诉健康界，当前自己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工作方法，都是在工作中慢慢学习得来的，「本科期间，这些知识我都没有接触过，或者说没有学到」。

参加学术会议是医务人员常规的学习途径。然而，据董宏亮介绍，在他刚入行不久的2013年，感控人想出去参会，还很难。

他说，因为感控科没有收入，「不挣钱，只花钱」是很多医院领导的共识。因此，不太可能会获批外出参会。特别是感控科年轻科员，外出学习的机会更难轮到，「毕竟要优先科主任，科里的老同志」。

事实上，需要学习的除了感控专职人员之外，临床医务工作者，乃至医院管理者都需要重新理解感控。

一直致力于推动感控事业发展的胡必杰注意到，一些医院之所以发生院感事件，并非医院管理者不重视感控，而是知识上还存在一定不足，不知道如何发力。

「只有医院管理者知道感控的正确配置应该是怎样的，才能真正将感控工作做好。」他说。

曾经受益于「中丹培训」的胡必杰，深知一个好的培训项目，对于人才培养意义之重大。

2015年，他发起了中国首个感控医师研修项目——SHIP项目。

从2015年至今，SHIP 项目培训班从上海办到全国，近1000名感控人员和专家，分别接受了历时一年、每次为期两天、共八个模块的培训。

一批批学员像蒲公英的种子，成为当地感控领域的新生力量。

「晋升无门」或「所晋非所干」

2021年是董宏亮感控生涯的第十个年头，他已经成为医院感控科主任，然而尚未晋升副高职称，原因是副高职称序列中尚无院感这一专业。

「目前，全国大多数医院感染专业尚未纳入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职称考试和专业晋升序列。」山东省立医院感染办副主任李卫光向健康界介绍，这让感控人员无法根据自己原专业背景参加职称晋升，或选择申请晋升管理序列职称，面临「晋升无门」或「所晋非所干」问题。

职称问题，也一直是感控专业发展的瓶颈。

「解决职称问题以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感控工作者的后顾之忧。」杨乐表示，如果在科里面一直是低级别的职称，不能往上晋升，那么收入、待遇、工资，都会受到影响，不利于队伍的稳定。

胡必杰同样表示，目前可培养的人才是有的，关键在于让临床医生愿意放弃部分临床工作去做感控。这就需要医院里面有相应政策的支持，「毕竟医生放弃部分临床工作，势必影响其业务收入、职称晋升」。

在杨乐所在的江苏省，2016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利好」——全国首次对临床医学背景的院感专职人员，开设了晋升高级职称的专门通道。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突破，得益于当时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委张卫红的努力，他也是时任江苏省人民医院盛泽分院副院长。

杨乐介绍，2015年，张卫红主持牵头完成了江苏省部分医院院感专职人员职称调研，形成了《临床医学背景院感专职人员晋升高级职称解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提交原江苏省卫计委。在2016年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前，上述方案被发布并实施，具体涉及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公共卫生。

从那时起，江苏省医疗机构上述4个临床专业的院感专职人员，在满足晋升副高或正高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再达到具有一定的院感工作年限等要求后，便可申报院感高级职称。

效果很快显现。杨乐告诉健康界，常州二院感控科原本有5名专职成员，方案施行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4名，增幅近一倍。

系统化院校教育缺失

疫情初期，武汉等地密集暴发的院内感染事件，助推了疫情的扩散。据健康界不完全统计，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的这18个月以来，全国有不下10家医院发生过医院内部医务人员、患者、陪护等感染事件。

发生院感事件后，「落实基础感控制度」总是被再三重申。从长远来讲，基础院校教育尤为关键。知情人士向健康界透露，先后有不少感控学科的专家，跟国家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建议，设立医院感染管理专业。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感染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美国医学类院校中普遍设有感染控制专业，德国的医学院可授予感染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日本的感染控制教育是医师、医学生、研修生的必修课程。

而在中国，尽管有个别高校先行探索，比如2017年山东大学在全国首创了医院感染管理本科学历教育（网络）专业，2019年四川大学博士招生开设医院感染方向，但总体而言，在中国医学本科培养体系中，较少有涉及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内容，医院感染更不是独立专业。

「如果有一天，大学里设置专门的感染控制专业了，就不需要像我这样，学临床，又转公卫，然后通过多年实践积累，建立起对感控专业的认知。」杨乐说，专业传承不能仅凭经验，经验总有一天会过时。成立专门的学科，就可以研究最前沿的科学。

医院感染既是严重的临床问题，也是公共卫生问题。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外科手术种类和数量日益攀升、大量介入性和创伤性诊疗技术普遍应用；同时，肿瘤放化疗、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应用日益广泛，患者疾病谱改变显著，种种因素使得医院感染问题日益突出。

面对新的疫情，院感防控理念也在革新。「过去，大家强调感控是‘一把手工程’，现在都说‘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杨乐说，感控工作不仅需要院长、书记，以及一线医务工作者重视，它和每一位患者、患者家属都息息相关。

任何院感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医院和感控相关的工作出现了漏洞。杨乐说，感控人员最大的价值，就是将院感事件消灭于萌芽。

疫情一旦发生，感控人员将和医务工作者一同奔赴「战场」，并肩抗疫。

健康界发稿前夕，10月20日中午，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院感防控组专家，华西医院医院感染管理部副主任技师乔甫受国家卫健委委派，出发前往宁夏银川市，协助当地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院感防控工作。

这是2020年以来，乔甫第9次奔赴前线抗疫。

而在2020年大年初一，从事院感工作15年的乔甫一个人乘坐列车出发去武汉，成为四川逆行武汉最前线「第一人」。

「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乔甫曾说，每一次出征都在期盼，不要再因为疫情而出发。